《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创办的综合性旬刊，2025-08-06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刊，采用连史纸石印技术出版，为中国首份民间自办杂志。汪康年任经理主管运营，梁启超任主笔负责撰写政论，报纸以“变法图存”为宗旨，设论说、谕折、域外报译等栏目，首期刊载《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提出“去塞求通”理念 [1-2]。
该报初期发行量约3000份，一年后增至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梁启超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文章系统阐述维新主张，开创“时务文体” [1]。1897年首次在华引入“无线电报”概念，并译介西方科技动态。因汪康年与梁启超矛盾激化，1898年梁启超离职后停刊改组，同年8月8日正式停刊。
创办历史
播报编辑
《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分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由于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数月之内，销行万余份。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很大作用。《时务报》发行一年后，发行量从创刊时的3000多份增加到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重要文章《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均发表于此报。梁启超为《时务报》撰写的政论，痛陈爱国救亡、呼吁变法维新，言论新颖，在爱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强烈反响，“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到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其他维新人士也纷纷撰稿，揭示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倡言变法，抨击顽固守旧势力，因此颇受读者欢迎，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1]
办刊宗旨
播报编辑
《时务报》于1896年创刊于上海，其创刊号刊载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中指出：“……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学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从此可以看出时务报是本着各个学科无所不包的办刊宗旨来进行其传播的，并且多为传播“新义” 。 [2]
无线电报
播报编辑
文化传统
播报编辑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撰）
战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已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车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驹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掸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
西人之大报也，议院之言论纪焉，国用之会计纪焉，人数之生死纪焉，地理之险要纪焉，民业之盈绌纪焉，学会之程课纪焉，物产之品目纪焉，邻国之举动纪焉，兵力之增减纪焉，律法之改变纪焉，格致之新理纪焉，器艺之新制纪焉。其分报也，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赜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赜，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土民之嗜阅报章，如蛾附羶。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
其益于国事如此，故怀才抱德之土，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是，每与政府通声气。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泰晤士》之议论，文甫脱稿，电已飞驰，其重之又如此。然而英国、德国、日本国，或于报馆有谗谤之律，有惩罚之条，则又何也？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其弊一也；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烬，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飏颂权贵，为曳裾之阶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券，行同无赖，义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发论，匪有本原，蹈袭陈言，剿撮涂说，或乃才尽为忧，敷衍塞责，讨论轶闻，纪述游览，义无足取，言之无文，其弊四也；或有译录稍广，言论足观，删汰秽芜，颇知体要，而借阐宗风，不出郑志，虽有断章取义之益，未免歌诗不类之憾，其弊五也。具此诸端，斯义遂梏，遂使海内一二自好之士，反视报馆为蝥贼，日报章为妖言，古义不行，良法致弊。呜呼，不其恫欤!
今设报于中国，而欲复西人之大观，其势则不能也。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入院珥笔而录之；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无论外人也。西国人数、物产、民业、商册，日有记注，展卷粲然，录副印报，与众共悉；中国则夫家六畜，未有专司，州县亲民，于其所辖民物、产业，末由周知，无论朝廷也。西人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中国则稍讲此学之人，已如凤毛麟角，安有专精其业，神明其法，而出新制也。坐此数故，则西报之长，皆非吾之所能有也。然则报之例当如何？曰：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致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准此行之，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
